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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梁祝考辨》(2)
[ 2007-10-18 15:52:00 | By: 贺六浑 ]
 
 据《古今乐录》:“华山畿者,宋少帝时,南徐一士子从华山畿往云阳,见客舍女子,悦之,因感心疾而死。及葬,车载从华山度,比至女门,牛不肯前。女出而歌曰:华山畿,君既为侬死,独活为谁施?欢若见怜时,棺木为侬开。棺应声开,女遂入棺,乃合葬焉,号神女冢。自此有《华山畿》之曲。”
       棺木开而合葬,这个情节与梁祝故事何其相似乃尔?或许便是梁祝的最早版本,尔后愈演变乃愈为离奇,融合了他种故事的情节,并且寄寓了当时整个时代风气的隐喻。
       吾人从同为4大传说的孟姜女故事之流变中,大抵可以参见梁祝故事发展的线索。《檀弓》中对孟姜女故事的最初表述相当简单,“齐庄公袭莒于夺(隧),杞良死焉。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。”不过是“哭之哀”3字而已,到汉刘向撰《列女传》则说:“齐杞梁殖战死,其妻哭于城下,十日而城崩。”这是以文学夸张的手法突然间窜入了“城崩”的情节。
       再到唐佚名《琱玉集》,这个传说进一步变形为:
       “秦时有燕人杞良,娶孟超女仲姿为妻,因良被筑长城官吏所击杀,仲姿哭长城下,城即崩倒。”
       本来是春秋时候的典故,因为痛恨秦之暴政,乃在秦以后民众的口口相传当中改变了故事的时代背景,其所以寄托的怨望之情,不难想见。
       梁祝故事的流变,要亦类此。而合葬云云,固足以见爱情之深厚,自社会史的角度观察之,似亦古代人殉制度投下的一个文化阴影。
       人殉以殷商时代为著。作为秦朝暴政的一个典型表现,汉以后,明以前,基本上为当权者所讳言。惟在民间,殉夫似乎是一种不绝如缕的主流风尚。
       谢安既然请封梁祝之冢,才女谢道蕴自然与后者同时。我们读《晋书·王凝之妻谢氏传》,当孙恩乱起,王凝之被杀,谢氏“方命婢肩舆,抽刃出门,乱兵稍至,手杀数人”,随即亦为孙恩所俘,谢氏曰:“事在王门,何关他族!必其如此,宁先见杀。”看起来殉夫的意向并不是那么明显,说明在纵情背礼的两晋,殉夫尚不普遍。
       梁祝故事形诸文字,最早是上举唐人《十道四蕃志》、《宣室志》,明人徐树丕《识小录》说:“梁祝事异矣。《金楼子》及《会稽异闻》,皆载之。”《会稽异闻》已佚,现存辑本《金楼子》,传为梁元帝萧绎所作,但是却没有片语及于梁祝。所以有理由相信:合葬本来是六朝时期爱情文艺的一种普通意象,此后一转而成为梁祝故事的主要情节,大抵是宋以后人的创作。
       宋代提倡忠臣烈女,自不待言。据《明会典》,洪武元年诏,“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,五十以后不改节者,旌表门闾 ,除免本家差役。”出乎整个家族逃避差役的经济利益,女子守节乃至于殉夫从此带上制度化的色彩。
       祝英台既称“义妇”,在宋以后人的眼光里,合葬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,所谓“生不能同衾兮死同穴”,放在这个角度上进行考量,礼教的成分似亦不少让于爱情。
       吾乡旧俗,夫妇双亡,俟入土10年或者15年之后,掘出妇人遗骨,纳于坛中,复葬于其夫墓侧。在制度化的合葬礼俗之后,吾人所见,并不单单只有爱情而已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 化蝶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 中国古代四大传说,无不与爱情有关,而化蝶是梁祝的专利。化蝶的情节设计,不但给这个本来平常并且稍显平淡的平民故事增添了神话色彩,并且留给历代的再创作者丰富的艺术想象空间。
       号恸而墓开,遂其合葬的愿望,在六朝的志怪小说里并不是一个出采的想象,前章已指出其不过是拾《华山畿》之余唾而已。合葬以后,乃复化为蝴蝶,也并非梁祝故事的原创。但是两个经典意象的叠加,便使观者陡增一唱三叹的剧烈的情感体验。
       化蝶的过程,寻绎其脉络,大略分为两途。一曰衣裙化蝶说;一曰魂魄化蝶说。
       衣裙化蝶说出现较早一点。在与梁祝故事有直接血缘关系的《搜神记》韩凭夫妇故事里,写到韩凭妻跳楼自杀的情节:“王与之登台,妻遂自投台,左右揽之,衣不中手而死。”王之左右从人欲揽其衣以救之,不中手,乃死之云云。如此而已,可谓卑之无甚高论。
       后来《太平寰宇记》引述此事时,“衣不中手而死”六字乃易为“着手化为蝶”五字,是为衣裙化蝶说的开始。前此,文艺作品中的殉情不外乎磐石、合欢树、并蒂莲、化鸳鸯、化鸿鹄几个熟极而烂的套路,《太平寰宇记》编撰者的这个崭新创作,在文学史意义上,无疑远迈《搜神记》原文。
       但是我们不能不知道,迟至晚唐的《宣室志》,梁祝故事中仍以合葬为中心,尚未出现化蝶的情节。《太平寰宇记》成书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,作为类书,广采历代史志杂记,此书在韩凭夫妇故事上做的这个小动作,从此开梁祝化蝶之先河。
       祝英台入墓或者入棺,本自与衣裙无关。衣裙化蝶,至多是韩凭妻之典。但是到明朝的故事版本里,却说“从者惊引其裙,风烈若云飞,至董溪西屿而坠之。”(《义忠王庙记》)细味其文字,当是本于《太平寰宇记》,混淆了两个故事。
       清人俞椒《茶香室四钞》引邵金彪《祝英台小传》,描述祝英台入墓的情节云:“堕入茔中,绣裙绮襦,化蝶飞去。”足以代表当时一般人对于化蝶过程的典型理解。此处正是梁祝故事与韩凭夫妇故事在后世合而为一的一个明证。
       明人冯梦龙辑《情史类略》亦收入梁祝故事,大抵抄《宣室志》,并采入《义忠王庙记》中显圣封王情节。所宜注意者,冯氏在文后复加注云:“祝死后,其家焚衣化蝶。”这是衣裙化蝶说的再一转之讹传,而仍不出“着手化为蝶”的范畴。
       俞椒所引《祝英台小传》复有这样一句话:“今山中杜鹃花发时,辄有蝶双飞不散,传是惊魂。”按此说同明人《山堂肆考》:“俗传大蝶必成双,乃梁山伯、祝英台之魂,又云韩凭夫妇之魂。”此为化蝶的另外一种途径:魂魄化蝶说。大约衍及清代,衣裙说与魂魄说同样深入人心,渐趋合流,遂并为邵金彪氏所采。
   魂魄化蝶说的鼻祖是梁祝的同时代人陶潜。其所撰《搜神后记》之卷八云:“晋义熙中,乌伤葛辉夫,在妇家宿。三更後,有两人把火至阶前。疑是凶人,往打之。欲下杖。悉变成蝴蝶,缤纷飞散。有冲辉夫腋下,便倒地,少时死。”
   《搜神后记》以前,似未闻有以蝴蝶入志怪者。虽然陶潜的这个记述,不但与梁祝无关,兼且与爱情无关,缺乏优雅之美、幽然之致,却可能是后世化蝶想象之烂觞。
   南宋绍兴年间薛季宣《游祝陵善权洞》诗:“蝶舞凝山魄,花开想玉颜。”咸淳年间的《毘陵志》记有另外一首诗云:“蝴蝶满园飞不见,碧藓空有读书坛。”此皆魂魄化蝶之演绎。
   约上言之,化蝶在《搜神后记》中不过是一篇平淡无奇的志怪,宋人牵连之以驰骋其想象于韩凭妻衣裙之上,曰“着手化为蝶”,便觉妙笔生花。此后韩凭妻与祝英台融为一体,韩妻之衣遂为祝英之衣;祝英台之衣裙化蝶,渐渐演为祝英台整体之化蝶;祝英台之化蝶,梁山伯不能不化,否则终将不成其为双,遂亦承认梁山伯之化蝶,且曰梁山伯为黑蝴蝶祝英台为黄蝴蝶云云。
   梁山伯作为一男性,无衣裙可为化蝶之资,其所以化蝶,乃不能不另外开辟一种精魄化蝶之说。可以这样说,历代杂记中凡记祝英台衣裙化蝶,皆未能脱韩凭妻之痕迹;惟自魂魄说出后,梁祝故事乃正式告别韩凭妻的故事,独立而卓然为中国古代爱情传说之经典。
  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
  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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