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梁祝考辨》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贺六浑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 小引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 顷来偶观新剧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编剧之不文，竟使梁祝吟出北朝民歌《木兰辞》及“为伊消得人憔悴”之句，使人相顾愕眙，因略检筴中之书，拈出数点，考辨如下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 梁祝的籍贯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 剧中梁祝就读于尼山书院。尼山在山东曲阜县城东南30公里处，《史记》之《孔子世家》：“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，祷於尼丘得孔子。”因避孔子讳，改为尼山。这是显然将梁祝故事取为山东说。外此尚有10说：(一)浙江宁波 (二)江苏宜兴 (三) 河南省驻马店市 (四)甘肃清水 (五)安徽舒城 (六)河北河间 (七)山东嘉祥 (八)江苏江都(九)山西蒲州(十)江苏苏州。凡此11处地方，都各有其遗迹、传说或者诗文资料作为其证据。
       2004年6月22日的《光明日报》刊载了如次一个有趣的新闻报道：
       “在近日结束的“中国梁祝申遗非正式磋商会”上出现戏剧性结局。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、杭州市、上虞市、江苏宜兴市、山东济宁市和河南驻马店市等四省六地的“祝梁”申遗代表达成“联合申遗”的共识，在宁波共同签署了《梁祝申遗宁波共识》。”
       自上世纪30年代才女冯沅君女士在河南作下扎实的田野及民俗调查以后，梁祝故事的原生地应在河南，得到了顾颉刚等著名学者的首肯，“梁祝故事应发生在地点相对集中的地理环境中，方圆不过百里，人物不过二三，仅此而已”，足为确论。
       一个梁祝故事，发生地点竟然以河南为中心，西至甘肃，东到山东，南及江浙，跨度之大，幅员之广，称得上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。历史上也曾发生过诸葛亮、李白、西施籍贯之争，不啻小巫之见大巫。此种文化奇观，适足让我们切身地感受到六朝间民族迁徙的规模之大。五胡乱华、永嘉之乱、北人南迁，一个口头传说的故事也随着遗民四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。
       梁、祝本来都不是北方的望族著姓。据广东中坜镇的《梁氏族谱》，永嘉年间，梁芳以族“随晋南渡，大衍于钱塘、合浦。”然则初来江南的时候，无疑处在明显的弱势地位，似乎也符合梁山伯的穷书生身份，并且也接近于故事中梁山伯的籍贯会稽。那么梁祝故事发生在河南，然后流传于江南；或者原生地本来就在江南，应该都有可能。
       愚意晋分西东，如果故事发生于西晋，则以中原说为是；如果发生在东晋，从北方十六国的动乱来看，普通女性易装出门求学，应该全无可能，则似乎以会稽说、即浙江说为佳。
       再者书院萌于唐、盛于宋，终晋之世，文人集会的固定场所，称社者间或见之，唯未闻有以书院名者。梁祝求学处，或可能在山东，亦或可能在杭州或其他地点，唯绝不可能在万松书院，或者其他书院，应属常识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 同性恋的折射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 梁祝故事不见于正史记载，大抵传说于民间，采集于方志，渲染于志怪，泛滥于戏曲，尤其自元明杂剧以后，愈传愈为离奇，至若英台投崖、山伯显圣、因功封王、并入轮回、还魂团聚之类，不一而足。唯结拜－求学－下山－抗婚－化蝶5事，诸本皆有，此即梁祝故事之精华。吾人考求梁祝故事底下的文化内涵、时代风气，亦不能舍此他求。
       梁祝被誉为中国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。两个故事之相同，不过同在殉情而已。殉情故事，自来多有。梁祝之卓异于他，应在其特殊的同性恋文化背景。
       祝英台女扮男装，与梁山伯同居同宿3年，自谓家中有所谓九妹者，品貌与己绝似，山伯显然前往，这几个情节，实在不能不使人理解为同性恋的文化符号。
       中国古代出现两个同性恋的高峰期，一为明清，一为六朝。梁祝由兄弟之爱渐及于男女之情，显然不可谓其来无自。
       《晋书》之《五行志下》：“自咸宁、太康之后，男宠大兴，甚于女色，士大夫莫不尚之，天下相仿效，或至夫妇离绝，多生怨旷，故男女之气乱而妖形作也。”
       这段话概括了当时的社会风气，是相当有意思的。
       先自前句男宠言之。汉以前，男风似乎是君王的专癖，魏晋以后，此风渐及士大夫及社会一般民众。潘光旦教授整理了此一时期著名的同性恋案例，列为一表如下：
同性恋者
身份
同性恋对象
文献出处
苻坚
秦王
慕容冲
晋书卷114
王僧达
大臣
朱灵宝、王确
宋书卷73?、南史卷21
庾信
著名诗人
萧韶?(长沙王)??
南史卷51?
陈文帝??
皇帝
韩子高
陈书卷20、南史卷68
元悦
王??
崔延復
?北史卷19?
       试举庾信的例子。据《南史》卷51：“（萧）韶昔为幼童，庾信爱之，有断袖之欢，衣食所资，皆信所给。遇客，韶亦为信传酒。后为郢州，信西上江陵，途经江夏，韶接信甚薄，坐青油幕下，引信入宴，坐信别榻，有自矜色。信稍不堪，因酒酣，乃径上韶俻，践蹋肴馔，直视韶面，谓曰：“官今日形容大异近日。”时宾客满坐，韶甚惭耻。”
       又《三国志·魏志·曹肇传》：“明帝宠爱之，寝止恒同。常与帝戏，,睹衣物,有不获,辄入御帐,服之径出,其见亲宠,类此比也。”
       又《俗说》：“桓玄宠丁期，朝贤论事，宾客聚集，恒在背後坐，食毕，便回盘与之。”这简直是卫灵公与弥子瑕“分桃而食”的东晋版。
       另据《宋书》卷53：“（谢）惠连先爱会稽郡吏杜德灵，及居父忧，赠以五言诗十余首，文行于世。坐被徙废塞，不豫荣伍。”复言：“既早亡，且轻薄多尤累，故官位不显。无子。”
       在此种风气之下，六朝成为同性恋文艺的盛产时期。上引谢惠连传已言及其有赠杜德灵五言诗十余首，惜不传世，另如梁吴筠《咏少年》诗：
       “董生唯巧笑，子都信美目，
       百万市一言，千金买相逐，
       不道参差菜，谁论窈窕淑，
       原君捧绣被，来就越人宿。”
       以百万千金买其言笑，并捧绣被而与人宿，足见男妓职业应乎社会需求，谅非个别。
       另如梁刘遵《繁华诗》曰：
       “可怜周小童，微笑摘兰藂，
       鲜肤胜粉白，��曼脸若桃红，
       挟弹雕陵下，垂钩莲叶东，
       腕动飘香麝，衣轻任好风，
       幸承拂枕选，得奉画堂中，
       本知伤轻薄，含辞羞自通，
       翦袖恩虽重，残桃爱不终，
       蛾眉讵谁嫉，新姬近入宫。”
       小童或作“小史”，想必是当时的美男。“幸承拂枕选”用龙阳君为魏王拂枕典，“翦袖恩虽重”用汉哀帝为董贤断袖典，“残桃爱不终”用卫灵公与弥子瑕“分桃而食”典，使人可以想见此君当时所集的万千宠爱。
       上引种种，正是梁祝生活的时代。梁祝故事在这个时代绝对不是一个孤例。据《太平广记》之卷第三百八十九《冢墓一》：“潘章少有美容仪，时人竞慕之。楚国王仲先，闻其美名，故来求为友，章许之。因愿同学，一见相爱，情若夫妇，便同衾共枕，交好无已。后同死，而家人哀之，因合葬于罗浮山。冢上忽生一树，柯条枝叶，无不相抱。时人异之，号为共枕树。” 同学而夫妇而合葬而变化的情节，已经与梁祝的故事相去无几。
       复就“男女之气乱而妖形作”言之，把祝英台的女扮男装视作同性恋的文化符号，虽不中，亦不远。我们今天看《世说新语》的《容止》篇，便感觉那是一个男女角色颠倒、性别认同混乱的时代，适如《木兰辞》所说：“雄兔脚扑朔，雌兔眼迷离；两兔傍地走，安能辨我是雄雌！”
       据《颜氏家训·勉学》，此时的男子，“无不熏衣剃面，傅粉施朱，驾长檐车，跟高齿屐，坐棋子方褥，凭班丝隐囊，列器玩于左右，从容出入，望若神仙。” 手持粉白，口习清言，绰约嫣然，动相夸饰。
       此种风尚，固然与当时九品中正制度下的残酷竞争有关，也是整个社会同性恋风尚的一个必然结果。男不能男，则女亦将不女，男性所占有的社会空间自然由女性来填补，故花木兰与祝英台同一时代之人，以相同的手段扮演了男性的角色，一入于军、一入于学，各自代表了南北两个社会的价值取向，信非偶然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 合葬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 梁祝故事由口头最早见诸文字始于宋张津《四明图经》所引的唐梁载言所撰《十道四蕃志》。这个梁载言是初唐人，不过说“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'”而已，相当质朴，并无如何离奇的情节。
       降及晚唐张读撰《宣室志》，便铺陈其事云：“祝适马氏，舟过墓所，风涛不能进。问知山伯墓，祝登号恸，地忽自裂陷，祝氏遂并埋焉。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'义妇冢'。”
       明李茂诚撰《义忠王庙记》，事益涉于神怪，曰：“祝适马氏，乘流西来，波涛勃兴，舟航萦回莫进。骇问篙师。指曰："无他，乃山伯梁令之新冢，得非怪欤？"英台遂临冢奠，哀恸地裂而埋葬焉。从者惊引其裙，风烈若云飞，至董溪西屿而坠之。马氏言官开椁，巨蛇护冢，不果。郡以事异闻于朝，丞相谢安奏请封义妇冢，勒石江左。”乃谓祝英台合葬以外，衣裙如云飞散，坠于董溪西屿。
       惟艺术的创造一般不可能凭空杜撰、向壁虚构。《义忠王庙记》中所谓“从者惊引其裙”，当本于晋人干宝《搜神记》卷11韩凭夫妇的故事：
       “宋康王舍人韩凭娶妻何氏，美，康王夺之。凭怨，王囚之，论为城旦。妻密遗凭书，缪其辞曰：“其雨淫淫，河大水深，日出当心。”既而王得其书，以示左右，左右莫解其意。臣苏贺对曰：“其雨淫淫，言愁且思也。河大水深，不得往来也。日出当心，心有死志也。”俄而凭乃自杀。其妻乃阴腐其衣，王与之登台，妻遂自投台，左右揽之，衣不中手而死。遗书于带曰：“王利其生，妾利其死，愿以尸骨赐凭合葬。”王怒，弗听，使里人埋之，冢相望也。王曰：“尔夫妇相爱不已，若能使冢合，则吾弗阻也。”宿昔之间，便有大梓木，生于二冢之端，旬日而大盈抱，屈体相就，根交于下，枝错于上。又有鸳鸯，雌雄各一，恒栖树上，晨夕不去，交颈悲鸣，音声感人。宋人哀之，遂号其木曰“相思树。”“相思”之名，起于此也。南人谓：此禽即韩凭夫妇之精魂。今睢阳有韩凭城，其歌谣至今犹存。”
       事实上，韩凭、何氏的故事，与梁、祝的故事，往往被后人交叉在一处，明人彭大翼《山堂肆考》说：“俗传大蝶必成双，乃梁山伯、祝英台之魂，又云韩凭夫妇之魂。”此梁山伯祝英台邪？此韩凭夫妇邪？水乳交融、莫辨出处，而这也正是民间传说惯为杂糅的一个特性。
       关于梁祝的合葬，事非独有，前引《太平广记》潘章与王仲先的共枕树故事，已为一例。另外更为脍炙人口的的是与《木兰辞》合称“乐府双璧”的《孔雀东南飞》：
       “两家求合葬，合葬华山傍。东西植松柏，左右种梧桐。枝枝相覆盖，叶叶相交通。中有双飞鸟，自名为鸳鸯。仰头相向鸣，夜夜达五更。行人驻足听，寡妇起彷徨。”
       合葬而化为树木而化为鸳鸯，或化为鹄，大致是当时文人艺术想象的套路。梁祝合葬的情节似亦不能脱出此种窠臼，无足新人耳目。
       至若祝英台号恸而地裂墓开，首先使人想起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，然而一般以为本于古诗《华山畿》。